據香港中評社報道，中國共產黨人在奪取政權的革命斗爭中，除了在公開戰場對敵交戰，還在隱蔽戰線進行了激烈交鋒�！秾O子兵法》曾闡述了戰爭的基本準則　“知彼知已，百戰不殆”。隱蔽戰線的斗爭因具備吸引人的神秘性，長期成為影視作品的重要題材，近年來屏幕上還出現了一股“諜戰片熱”。但一些影片靠“奢華＋手槍＋美女”吸引眼球，對觀眾造成不少誤導。在紀念建黨90周年之際，中國軍網紅色足跡萬里行記者專訪了著名黨史專家、國防大學教授徐焰少將。他根據多年的研究成果，用史實還原我黨當年隱蔽戰線斗爭的真相。

　　中共地下工作主要任務不是搞情報，是爭取群眾

　　近些年來影視作品談及過去國共隱蔽戰線較量時，經常用“諜戰”一詞，徐焰說認為這不合乎中國共產黨當年隱蔽工作用語，共產黨人一般只把對手派來刺探情報的人稱為間諜。當年蘇聯把派出的情報人員稱為“蘇聯偵察員”或“紅軍偵察員”，中國共產黨人對從事隱蔽斗爭的人一般稱為“地下工作者”，對于隱蔽戰線的斗爭也稱為秘密戰或秘密工作。

　　徐焰介紹說，在推翻國民黨統治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兩個戰線的斗爭：公開的武裝斗爭和隱蔽的地下斗爭。對地下秘密工作的任務，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曾這樣總結說：“公開工作之外，還要有秘密工作與之相配合，這就是黨的秘密組織工作，群眾的秘密組織工作(作為群眾公開組織的核心)，黨派的秘密聯合行動，秘密的情報工作，公開組織與公開斗爭的事先秘密準備等。”在毛澤東所概括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務中，情報工作只列在第四位。

　　當年黨的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目標，是在政治上爭取敵占區的人心，地下工作者多數在搞工運、農運、學運和秘密的統戰，發動和組織群眾擁護共產黨，而不是搜集情報。徐焰舉例說，在解放戰爭中，中共隱蔽戰線的最大成就，是發動國統區廣大群眾掀起轟轟烈烈的反饑餓、反內戰的群眾斗爭。對這些看似平凡卻意義重大的工作，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電影和文學作品中有過不少表現，像《風暴》、《青春之歌》中的地下工作者發動群眾的形象曾感動了億萬觀眾。影視作品進入市場商業化階段后，一些影片出現了“地下工作＝搜集情報”的創作誤區。許多觀眾談到革命戰爭的地下工作，認為“就是搞情報”，這完全是錯誤的。

　　徐焰說，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從1905年成立起，在未執政前也主要從事地下活動，主要以暗殺、聯絡會黨等方式反抗清政府和北洋軍閥，搞情報同樣不是主要任務。1925年國民政府在廣州建立，1927年在南京再建并獲得全國主導地位后，國民黨的秘密工作轉為以特務工作為主。蔣介石為了維持獨裁統治，首先以黃埔系軍隊作為支柱，其次網羅了一批黨棍，再則利用特務監視和鏟除異已。國民黨政權因不得人心和缺乏群眾基礎，其特務工作注重于監視和打探情報，不過又進行策反、拉攏和思想滲透等特殊任務，也不能簡單以“諜戰”來概括。

　　周恩來創建黨的情偵機構，親自規定“三大任務一不許”

　　1928年，蔣介石建立自己的情報和特務機構，中統、軍統的規模在抗戰末期發展到頂峰，在編內勤(即專職特務)達幾十萬，成為人民痛恨的類似明代“東廠”、“西廠”或德國納粹蓋世太保的恐怖組織。那么，中共為什么要建立情偵機構呢？

　　徐焰回顧說，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起，由于在反動軍閥鎮壓下沒有合法活動條件，長期在地下狀態活動，只是在1924年至1927年間在國民黨當局轄區內才有合法地位。1925年8月，主張聯共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右派刺殺，據受傷被捕的刺客交待下一步還要暗殺共產黨，由周恩來、陳延年領導的兩廣區委就此感到有必要建立偵察保衛組織。當時周恩來安排在黃埔軍校任職的陳賡等人掌握一些武裝保衛力量，并開始在國民黨內建立一些內線，就此建立了中共最早的情偵工作，不過組織還不健全。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前，雖然中共中央事先得到內線零星報告，卻缺乏其核心層的決策情報，臨機又緊急應變決心，上海、廣州等地的黨組織都遭到突然襲擊，大批干部和群眾骨干因未轉移而遭捕殺。

　　“四一二”事變1個月后，從上海脫險的周恩來到達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漢。他吸取教訓，為保衛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務股”(后稱特科)，在各處建立內線，并組織了精干的武裝保衛人員和秘密交通網。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的專職情報機構建立倒要早于國民黨。

　　中共專職情報機構建立對黨保存力量的起到了重要作用。徐焰介紹說，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昌召開同共產黨分裂的會議，此前中共特科便得知動向，在漢口安排了十幾處秘密隱蔽地點。會后國民黨派人搜捕時，陳獨秀及中共中央所有成員都已不知去向。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漢口秘密召開著名的“八七會議”，國民黨的警探也一無所知，隨后特科又秘密租船將中央機關由武漢遷回上海，途中也未出意外。

　　1927年11月，周恩來從廣東回滬后重組了中央特科。此時特科成員中有一些帶有江湖流氓習氣工人如顧順章等，熱衷于打打殺殺。周恩來針對這些不良傾向親自為特科規定了“三大任務一不許”　“三大任務”是搞情報、懲處叛徒和執行各種特殊任務，“一不許”是不許在黨內相互偵察。

　　周恩來提出的“一不許”原則，對保障中共后來正常的黨內生活極為重要。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克格勃)在列寧去世后便開始涉入聯共(布)內部斗爭，后來甚至發展為領袖個人的監視工具，成為恐怖“清洗”的重要原因。后來毛澤東又一再強調黨內不許搞偵察，這對防止重蹈蘇共悲劇起到了重要作用。

　　蔣介石從建立特務機構起，就用于偵察黨內異已，如李宗仁后來在回憶錄中便說自己任副總統時的身邊衛士都蔣介石的偵探。只對蔣介石個人負責的軍統、中統捕人、殺人，又越過警察、法庭這種司法機構，連各級軍政官員都不能過問，甚至這種官員本身還要受其監視。這種特務政治的泛濫，也是造成國民黨政權四分五裂并喪失人心的重要原因。